绮云书室和郑毓秀
今天因工作需要挖掘一个历史古迹点，找到了绮云书室，为了找绮云书室的位置翻了一堆资料，然后翻出来一个故事
先从百度开始：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6303666.html?fr=qrl
郑毓秀和绮云书室——深圳行走之七
有的人去游行，有的人去管理游行，我坐上西去的中巴，前往宝安区西乡镇（尽管深圳已经全部城市化，镇改为街道办事处，但我还是不喜欢称呼“街道办事处”这个又长又蠢的行政术语，不如依旧称呼为“镇”好），我去寻找那个历尽沧桑的绮云书室。
（一）
天气难得的好，这样的周末让人神爽。公共汽车疾行在醉人的深南大道上，偶尔心里竟然想，要是这车能一直开下去该多好，沿着深南大道一直走到生命的终点，也是快事。
汽车驶进宝安，城市景观立刻发生了难以名状的变化，最突出的莫过于宝安的人多起来，路两侧到处都是人，提着包东奔西走糊口谋生的人始终映入眼里，深圳总是让人焦虑不堪。转过了一个立交桥，我的方位感完全消失，不得不拿出地图，我成了外来人，没事可做的乘客都转过头来看我，地图够大，把我的脑袋与他们好奇的眼神隔绝开来。我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绮云书屋的位置，断定不好从哪里下车合适，闪念之间，汽车就把我带到了终点站，司机告诉我，必须下车了。
三、四台摩托车围了过来，用白话问我去哪里，我摇摇头不搭他们的摩托，“嘟嘟嘟”地三两秒钟之内他们全部消失了。我要的是过程，我宁可自己找得累一些，找得辛苦一些，不希望直接登堂入室。一来做摩托车不安全，听说有女人搭了摩托车，摩托车再也不停下来，什么时候到达可以做案的地方什么时候停止，一旦停止，都是相对封闭的无人区；还有，公共汽车司机都不知道绮云书室，摩托仔想必也不会了解。立刻就走进了城中村，我对城中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逼仄的空间压迫得人喘不过气来，人们都无奈地生活在这拥挤的水泥森林里，闲适和享受永远和这里无关。
“知道绮云书室在哪里么？”几乎所有的人都摇头。尽管我已身处在乐群村内，绮云书室和我同一片土地，但知道它的人竟然为零。嘈杂的巷子里人们做着各种买卖，除了挣钱，中国的老百姓对身外之物没有任何兴趣，这个讲求实利的民族不热衷什么行而上的虚幻的东西，历史在这个讲求生存的国度里没有什么价值，很容易被遗忘。可惜的是，没有历史文化，人们常常自我愚弄，听说游行队伍里有人高喊口号，“还我钓鱼台！还我钓鱼台！”喊口号的人把钓鱼台和钓鱼岛当作一回事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的窗口城市深圳。
“靓仔，进来洗洗么？”“进来玩玩么？”洗头房的小姐无聊地坐在门口对我眉飞色舞，示意我进去寻欢作乐。也难怪，我带着有色眼镜，四处查看，她们以为我是客人。小姐就这样拉生意，大家都见怪不怪，我微笑着路过一个又一个肮脏的卖肉堡垒。她们算社会的寄生虫吧？我自己算不算？
（二）
我终于依靠打听西乡小学的方式，找到了农民楼包围之中的绮云书室，因为绮云书室紧邻西乡小学，我后来才想到这一点。书室建于满清时期的1885年，占地三千平米左右，现在已经全部划进西乡小学的校园里。周末放假，校园里静悄悄的，我问保安有关书室的情况，保安待人很好，立刻找来一大串钥匙，带我过去。
迎面而来的是个铁皮侧门，正门已经封住了，铁门上了锁。进了大堂，里面阴暗，采光不好，屋内的柱子都是选用整根红木制作，从地下一支而上，空旷的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保安又帮我打开了南面的一个木门，在里面的几间房梁上我找到了陈旧的艺术，木雕、石雕、砖雕堪称图案精美，不过遗存太少，不仔细发现，绮云书室不过是间普通的老房子而已。曾有人将绮云书室誉为“深圳的陈家祠”，我看言过其实，尤其在凋敝的今天。
绮云书室的主人是郑姚，当时依靠经营庞大的产业集团富甲一方，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均累积了数量不菲的财富。郑姚的三子郑文治在北京户部做官，后辞官经商，在京津地区有房产200多间。财富只能煊赫一时，在历史潮流的跌宕之下终究要烟消云散，让绮云书室名传下来，仰赖郑文治的小女儿郑毓秀。
郑毓秀生于1891年，在绮云书室完成启蒙教育，后在北京进入新式学堂。14岁东渡日本求学，15岁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反清反封建的革命志士。性格从小叛逆的郑毓秀置生死度外，并参与刺杀袁世凯和清廷大臣良弼；后来，郑毓秀远去巴黎求学，成为中国第一位法学女博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郑毓秀曾阻止陆征祥在卖国和约上签字。作为中国第一位女律师，郑毓秀一生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在民国建立初期，作为起草民法的委员之一，将妇女婚姻自主权利第一次写进了法律条文之中。1959年，郑毓秀逝于美国洛杉矶。
（三）
没有什么能抵挡住历史的冲刷，更没有什么能抵挡住一个实用主义民族的屡屡清洗。站在空空如也的大堂，心绪起伏，每个人都是一颗行走的流星，在短暂的生命里都努力让自己灿烂，辉煌过后，一切归于沉寂。
解放后，绮云书室曾被租给皮革厂当厂房，租给粮站做杂物仓库。许多精美绝伦的建筑艺术被破坏洗劫一空，从残留的部分来看，当年书室一定蔚为壮观。中国人喜欢彻底的革命，喜欢推倒重来，凡事都求新，殊不知新旧交融，新往往就是旧。文明总是要遭到破坏之后，才重新回头进行保护，可惜，无论怎么保护，其神髓已不在。不仅仅是绮云书室，龙岗的大万世居，罗湖的元勋旧址都遭到同样的破坏。民族的生存和个人的生存一样，目的绝不仅仅只是拥有孔方兄，完整持续的修养对个人必不可少，完整持续的文明对民族更必不可少。
2004年城市进行“梳理行动”，由于有的部门工作人员对文物情况不了解，在宝安，一个祠堂和一个碉楼不幸被全盘拆除。
结论：其位置现在已经全部划进西乡小学的校园里
2.发现了一个人物：郑毓秀，于是乎对此挖掘了一下
来到了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011989.htm
清末民初的中国，处在一个多事之秋，不但在政治体制上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传统中国妇女的地位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近代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在解放妇女方面所作的宣传倡导和实践，像一股清风、一泓碧水，给纤细沉闷的女性世界注入了活力。女学的问世，各种维新报刊的出现，使一些思想先进、文采飞扬的女性们大开眼界，思想上起了巨大的变化。于是，她们步出闺房，投身到火热的运动中去。这一时期，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维护妇女权利的女权运动高涨，涌现了一大批思想活跃、才貌双全、勇敢顽强的杰出女性，如秋瑾、陈撷芬、何香凝等炬赫一时的代表人物。在众多的杰出女性之中，有一个集诸多“第一”于一身的女性，特别引人注目。她曾经是民国政府时期第一位省级女性政务官；第一位地方法院女性院长与审检两厅厅长；第一位非官方女性外交特使；第一位参与起草《中华民国民法典草案》的女性；中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律师……这位拥有众多“第一”、可谓开风气之先的女中翘楚，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出色的革命家和女权运动的鼓吹者郑毓秀。
叛逆少年
郑毓秀，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生在广东广州府新安县西乡乡屋下村(今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乐群村)一个封建官吏家庭。祖父郑姚，穷苦出身，后在香港发迹，成为大商人，曾赈济黄河水灾，受到慈禧太后的封赐。父郑文治，是清末户部一官吏。郑毓秀自幼聪明伶俐，其母为了让她有一技之长，常常教她诵读经文。她天性叛逆，对“三从四德”的规训置之脑后。当时裹脚之风犹存，家人忧其不缠脚，将来大脚女难嫁人，然而任凭家人软硬兼施，年仅五六岁的小毓秀死活不让缠脚，家人无计可施只好作罢。光绪三十年(1904年)，郑毓秀年方十三，初涉人事，当她得知祖母在她年幼时，就把她与当时两广总督的儿子定了婚约，颇为不满，毓秀竟亲自写信给男方，解除了这个未经其同意的婚约，为此她惹了一场风波，只好离家出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郑毓秀进入了天津“崇实女塾”教会学校，接受西式教育。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她随姐姐东渡扶桑。在日本期间，郑毓秀接受了孙中山反清革命思想熏陶，认识到要救国，只有反清。次年，经廖仲介绍，她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不久，郑毓秀回国从事革命活动。
投身革命
孙中山联合海外各派革命党组成同盟会，主张用暴力方式推翻清王朝，从1905年到1908年冬，同盟会已经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大批革命青年为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保皇党乘机批评革命党的暴力革命，尤其是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是远距离革命家而已。”同时，革命党内也出现了一股“倒孙狂潮”。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外的怀疑人士重树对革命的信心。汪精卫计划他和黄复生先期抵达北京作好准备，然后由喻培伦、陈璧君等人再携带炸弹到北京。1909年10月，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同盟会的郑毓秀专程迎接他们。此时廖仲恺特别写信给郑毓秀，要求她全力帮助汪精卫等人的暗杀活动。双方见面后，汪精卫说：“听说最近北京的火车站盘查得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容易引起怀疑，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人北京。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郑毓秀当即答应：“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郑毓秀凭借她的机智勇敢和社交界的名气，以及一位西欧外交官和几位外国朋友的掩护和帮助，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两个月，郑毓秀多次为革命党人秘密运送军火，传递情报。作为颇富传奇色彩的女性，郑毓秀曾两次参与了革命党人暗杀清廷要员的活动。
第一次是刺杀袁世凯。时值辛亥革命爆发，清廷恐惧，为挽时局，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以镇压革命党人。于是，革命党人决定行刺袁世凯。民国元年1月9日(1912年1月9日)，革命党人罗明典、张先培得知袁世凯将于翌日早上上朝，于是，郑毓秀、钱铁如、傅思训等十余人聚集商量，决定先暗杀袁世凯，以除革命的真正障碍。根据刺杀行动计划，将刺杀成员分成四组进行。第一组张先培、傅思训、许同华、黄永清、陶鸿源等隐匿于三义茶叶店楼上；第二组黄之萌、李怀莲、李献文在详宜坊酒楼伪装饮酒；第三组钱铁如、曾正宇、杨禹昌、邱寿林等在东安市场前徘徊；第四组郑毓秀与吴若龙、罗明典三人则共乘马车一辆，游弋于东华门、王府井大街之间。各组准备在预定地点同时向袁世凯投炸弹。1912年1月15日，各组已奔赴战斗岗位。郑毓秀突然接到同盟会驻北京支部的紧急命令，放弃刺杀袁世凯的行动。因为最新的情况表明，南北议和的真正阻力是来自良弼，而不是袁世凯。郑毓秀连夜行动，根据平时的线索，通知了八位战友，但未接到通知的战友还是按计划实施了刺杀袁世凯的行动。但刺袁未遂，大批军警赶到出事地点，当场捕获了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萧声等十余人。郑毓秀当时在现场，由于她机智勇敢，最终得以脱离现场。当天晚上，袁世凯的特务头子、营务处总理陆建章对抓获的十余人亲自审讯，后来其中七人由郑毓秀去找外国记者出面保释，只有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是在射击时被捕，罪证确实，被立即执行枪决。
刺袁行动十几天后，郑毓秀又加入了行刺良弼的第二次暗杀活动。良弼是满人，他掌握着一定数量的军队，是宗社党的核心人物。他坚决反对清帝退位，是顽固守旧的人，成为了革命党的死对头。郑毓秀等接到任务后，吸取了刺袁行动的教训，改变了行刺方法，决定派一人先接近良弼，然后近距离炸死他。担当刺杀任务的是革命党人彭家珍，其时彭家珍正与郑毓秀的姐姐处在热恋之中，生离死别，郑毓秀的姐姐伤心欲绝。郑毓秀也十分悲伤，但为了革命事业，仍然坚决支持彭家珍的行刺行动。由于郑毓秀等人的周密安排，刺杀良弼的行动终于成功。
扬名巴黎
活跃了几年的郑毓秀忽然发觉，救国救民，仅有热情还远远不够，必须具备先进的思想和技术，才能有真正的用武之地。再加上，1914年，获知袁世凯有暗杀郑毓秀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郑毓秀选择了出国留学的计划。她的革命生涯暂告一段落。她在巴黎取洋名苏梅，进入法国巴黎大学的前身索邦大学攻读法学专业。学习期间，郑毓秀依旧忙于社交界，是巴黎华人女性的杰出代表。经过3年的刻苦攻读，她于1917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巴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且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求学期间，她加入了法国法律协会，是该学会的第一位中国人。郑毓秀不但聪明好学，为人热情，且性格温和，风度优雅，能言善辩，能说一
口流利的法语。有一次，在法国大学成立中法协会时，她登台演说，面对数千听众，用慷慨激昂的语气，宣扬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以及爱和平、重信义的传统美德，使听众耳目一新。之后，欧洲各国文人、政府都向她了解中国的真相，郑毓秀也因此闻名巴黎，在留法的学生中可算得上一个佼佼者。1918年，郑毓秀受南方军政府吴玉章主持的外交委员会的委派，在法国进行国民外交工作。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出席了和会。郑毓秀因精通英、法两语，被任命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成员，担任联络和翻译工作。郑毓秀当时还是留法学生组织的重要领袖，是组织留学生经常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游行、请愿，要求代表团拒绝签字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会期间，给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郑毓秀导演的“玫瑰枝事件”。在西方列强操纵的巴黎和会上，相关条约不利于中国，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国内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由于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约的压力很大，北京政府便把签字与否的责任推给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团长、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这使陆左右为难，提出辞职又不准，便装病躲进巴黎近郊的圣克卢德医院。就在巴黎和会签字的前一天晚上，即1919年6月27日晚上，300多名留法学生和华工包围了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的下榻地，要求他不要在和约上签字。由于郑毓秀出色的辩论和外交才能，她被推举为代表与陆征祥谈判。而此时，陆征祥已接到北京政府的示意，准备在和约上签字。郑毓秀急中生智，在花园里折了一根玫瑰枝，藏在衣袖里，顶住陆征祥，声色俱厉地说：“你要签字，我这支枪可不会放过你。”陆征祥不敢去凡尔赛宫签字，保留了中国政府收回山东的权利。后来，郑毓秀还将这根玫瑰枝带回祖国，在客厅里悬挂多年。1924年，品学兼优的郑毓秀终于取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子获此殊荣的人。
推动法制建设和女权运动
1920年，郑毓秀应吴玉章邀请，从法国回国，赴四川宣传男女平权，鼓励女生出国留学。同年12月，郑毓秀与张申府、蔡元培、陈大齐、刘清扬等同船去法国，郑毓秀还亲自带了四川女生张振华等6人赴法，为她们筹措旅费，送至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中国到法国留学的学生已达1000多人，其中女生约30余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许多工厂停工，留学生找不到工作，生活十分清苦。当时，郑毓秀结识了一位法国的美籍参议员格儒夫人，郑毓秀请她在一段时间内援助中国留学生向警予等人的生活费。现在保存的向警予烈士的书信中，有向警予1922年3月14日给中法协会的信，其中多处提到郑毓秀在巴黎帮助她们解决困难的活动。
20世纪初，婚姻自由观念开始抬头，在新思想影响下，一些地区的妇女，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女学生冲破旧风俗，自由择偶，并在城市中举行文明婚礼。为了能让婚姻自由的观念制度化，郑毓秀在南京国民政府立法会中首次提议，将妇女婚姻自主权利写进法律条文之中。1912年3月，唐群英、张汉英等成立神州女界参政同盟会，以实行男女平权，普及教育为宗旨，在各省建立了支部。五四以后，妇女参政再起波澜。1919年，广州军政府外交部任命郑毓秀为外交调查名誉会员，被称为“中国女子参政之先例”。其他各省妇女参政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但是，当时社会舆论对妇女参政热潮褒贬不一，多数人不支持女子参政，认为“不知法律，不知道德，不知名誉之人，使之参与国政，吾恐参政不已，必得以无穷希望，作非分之要求，名为二万万女子争权，实为十数女子争利，不几贻民国之玷污，而招外人之讪笑乎”。一些人虽然认为女子应有参政权，但鉴于政界龌龊，主张妇女不应卷入，应更多地致力于社会改革。女子应该先谋“教育平等”，“要求生活技能”，“谋求新的经济”，然后再考虑参政。而从海外留学归国的郑毓秀，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妇女的能力，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荒唐，宣扬了“女子有才才有德”的新观念。1925年郑毓秀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先后写有《My Revolutionaryyears,the Autobiography of Madame WeiTao-Ming》、《国际联盟概况》、《中国比较宪法论》。《国际联盟概况》于1926年出版，由王宠惠作序，最早向国内介绍了国际联盟的情况，对于开阔国人视野功不可没。《中国比较宪法论》是郑毓秀的博士论文，将中国宪法与外国宪法进行比较研究，意义重大。1926年，郑毓秀与同学魏道明博士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了一个律师所，执行律师业务，并成为中国第一个女律师。同年，郑毓秀与魏道明结为伉俪。以后，郑毓秀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人际关系，积极参与一些重大的社会事务活动，开始扬名上海滩。
郑毓秀除了从事律师工作外，还在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里担任过多项重要的社会职务。1927年，郑毓秀历任上海审判厅厅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江苏政治委员会委员、江苏地方检察厅厅长、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兼上海发行院院长。1928年，郑毓秀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出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建设委员会委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于1928年成立，次年1月即指定郑毓秀和傅秉常、焦易堂、史尚宽、林彬五人组成民法起草委员会，专门负责民法的起草工作。由此可见郑毓秀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和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在当时是屈指可数的。抗战期间，郑毓秀曾任教育部次长。1942年，其夫魏道明接替胡适任驻美大使，郑毓秀成了大使夫人，协助夫君开展外交工作。1943年，郑毓秀陪同宋美龄访美，深谙政治的罗斯福总统夫人称赞郑毓秀“具有政治头脑，不同于历任中国大使夫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夫人虽不过问政治，但仍和郑毓秀结为知己。1947年，魏道明改任台湾省主席，郑毓秀随夫赴台北。1948年，陈诚取代魏道明任台湾省主席，同年郑毓秀夫妇移居美国，从此淡出了政治舞台。
落寞的晚年
脱离波橘云诡的政治中心后，郑毓秀夫妇曾一度困顿迷茫。为求安身立命，她们前往距离中国万里之遥的巴西，从事商业活动。但由于经营不善，外加人脉生疏，郑毓秀夫妇在巴西逗留数年后又复返美国，过着旅居生活。此刻的郑氏夫妇，欲返中国大陆不能，想回台湾，蒋介石又“缓发”他们的通行证。漂泊异乡的郑毓秀，痛感英雄落魄而无用武之地，只好终日聚集朋友搓麻将、叙故旧、忆往昔，消磨时日。1954年，郑毓秀左臂被发，现癌变症状，被迫切除左臂，这对一世英名的郑毓秀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客居他乡、倍感落寞的郑毓秀，晚年疾病缠身，度日如年，于1959年12月16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终年68岁。
魏道明与郑毓秀
